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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th Jul 2006, 15:00 PM | 學術文章 | (214 Reads)

民主观点小综合
星光
 

1.民主与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是为实现民主而建立起来的制度。民主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民主制度则不尽相同。目前的民主制度主要有西方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伊斯兰民主制度等。美国的民主制度属于西方民主制度,但不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全部,更不是民主制度的全部。拒绝美国的民主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不等同于拒绝民主制度,不等同于拒绝民主。

2.民主的内容和目的
民主主要是民众对国家人员组成和决策的监督与控制。民主和民主制度都只是工具。民主制度的目的是实现民主,民主的目的是使国家实现民众的利益。选举并非民主的全部。一切有利于实现民众利益的行为和制度都是民主的内容,例如近年来政府职能的不断规范。监督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政府内部监督、政党监督和舆论监督等。

3.西方民主制度
西方民主制度主要有总统共和制、议会共和制、委员会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等。启蒙思想家们并没有专门为资产阶级控制国家政权而设计民主制度。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主要特点是资产阶级控制国家政权,形成一个“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民主秩序和利益优先级。资产阶级控制国家政权的途径主要有四个。
(1)直接控制。资产阶级的大财团和大家族等经常派代理人参加竞选,竞选成功后实现本财团和家族的利益并不断安插更多势力。根据《世界当代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斌的《美国的垄断财团与幕后操纵政治》和《美国金融业十大财团概况》等文章整理的资料,杜鲁门是摩根财团的政客并与西部财团有密切联系,艾森豪威尔上台是摩根和洛克菲勒两大财团争夺和妥协的结果, 肯尼迪来自波士顿财团并得到洛克菲勒财团的支持,约翰逊代表德克萨斯财团,尼克松是由加利福尼亚州财团支持的(第一任还有东部财团的支持),福特、卡特和克林顿均是洛克菲勒财团和摩根财团等东部财团的政治代表,里根是加利福尼亚财团的政治代表人物并联合代表德克萨斯财团,布什父子来自德克萨斯财团。肯尼迪遇刺、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和克林顿的莱温斯基丑闻都与背后深刻的财团斗争相联系。布什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等大家族所控制的秘密组织“骷髅会”,被称为”总统之家”,目前已经出过三个总统,两个最高法院大法官,一个中情局局长和许多国会议院、著名演员、商人。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两个候选人均来自“ 骷髅会”。
(2)政治捐款。政治活动的资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财政支出、个人支出和政治捐款。财政支出是极为有限的,而个人支出为直接控制创造了条件,政治捐款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中间还有一大块灰色地带。据统计,美国的政治捐款中10%来自合格选民,80%来自商业利益集团。据英国《金融时报》2005年6月15日报道:慷慨的美国政治捐款人长期以来一直有着获得驻外大使职务的传统。据美国消费者权利团体公民组织称,截至2004年8月,布什共任命30位在他2000年或2004年竞选中贡献10万美元以上捐款的“先锋”担任大使。据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统计,比尔•克林顿与他不相上下,将30%的大使职务留给了政治捐款人。这一数字属于中等水平。吉米•卡特表现最好,只有24%。理查德•尼克松的30%略低于约翰•肯尼迪的33%。1971年6月,前总统尼克松甚至谈到:“我的观点是,任何人想当大使就必须捐出至少25万美元。”要得到驻外大使的职务要捐10万美元或25万美元,要获得更大的利益当然要更多的捐款。

(3)游说活动。根据《2004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整理的资料,在美国,各种公司、利益集团雇佣公关咨询公司,游说国会、政府,用金钱影响决策、获得政府项目合同,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据《华盛顿邮报》和英国《观察家报》报道,游说已成为华盛顿发展迅速且收入颇丰的重要行业,目前,登记注册的从业人员达到3.5万人,这个庞大的数字和通过选举产生的美国联邦官员的比例是60:1,他们每年经手的资金超过20亿美元。拥有众多游说公司的华盛顿市中心“K街”,被人们称为“致富之道”和总统、国会、法院之外的“第四大权力”。从1998年至2004年,说客花费了130亿美元来推动实现客户们的愿望。2004年,美国用在游说联邦政府、国会上的费用是21亿美元,竞选总统和国会议员的费用更高达30亿美元。《今日美国报》披露,2000年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共有5410次旅行的支出来路不明。国会议员们自2000年以来共接受了1600万美元的私人资助的旅行。说客摇身变为政客,政客退休做说客,成为权钱交易的“旋转门”。据报道,自1998年以来,共有2200多名前政府雇员成为说客,其中包括273名前白宫工作人员和250名前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门首脑。
(4)舆论影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媒体主要由资产阶级掌握。根据《中国日报》的报道,2000年,美国的传媒娱乐业几乎被新闻集团、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沃尔特迪斯尼集团、通用电气集团和维亚康姆集团五大财团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三大报业集团垄断。而绝大部分媒体主要依靠广告生存,也为资产阶级控制媒体提供了条件。正如《权力的声音:颠覆美国媒体形象》一文指出,媒体首先是为广告商的金钱而在市场中存在,在市场的金钱驱动作用下,媒体会自动向政治权力和社会中上层靠拢和认同,成为精英权力的一部分。此外,资产阶级还控制着一批学者和相关组织为其代言,例如根据《世界当代史》的资料,有东部财团控制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美国大西洋委员会、乔治敦大学国际部问题研究中心、对外政策研究所等;还有得到西部财团支持的胡佛研究所、现代问题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加利福尼亚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战略研究学会、世界观察研究所、洛杉矶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三边委员会等。

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在资产阶级的控制下,民主被极大的扭曲。形式上,每个人都可以参加竞选,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候选人捐款,每个人都可以对政府进行游说,而媒体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了人民。但在实质上,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差异造成了现实中的阶级性。资本主义选举实质上是双重选举,第一重是资选,第二重才是民选。候选人来自资产阶级,造势阶段也要与资产阶级合作,资产阶级媒体对选民进行信息轰炸。在这种情况下,选举的效果可想而知。资本主义国家宣扬自己代表全民的利益,实质上却存在一个民主秩序和利益优先级: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当后者的利益与前者相冲突时一般不会被国家所实现。资本主义下的自由是资本主义秩序下的自由,是以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前提的。《2004年美国的人权纪录》的资料,一本名为《审查官美国》的文集揭露指出,每当触及政府高官或大公司的过失,美国强大的新闻审查系统就猛咬一口,使坚持调查的新闻工作者成为最后的牺牲品。
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认为民主没有阶级性或者民主的阶级性体现为只对一个阶级民主都是不符合现实的,事实上民主存在一个秩序和优先级问题。认为专政不存在或者只是对另一个阶级的镇压也都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专政就是用和平或非和平的手段维护现行的民主秩序,镇压只是一部分。

4.中国民主制度
中国民主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的两个最大差别就是经济基础不同和政党制度不同。中国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真实性。
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1)由人民选举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构;(2)执政党与参政党协商产生其他机构的候选人,再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审议;(3)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机构在各自领域内工作,接受人民监督,实现人民的利益。现实中存在的争议是,(1)人民代表只有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其他都是间接选举;(2)人民代表中很大比例是其他机构的官员;(3)很大比例的人民代表履行职能的意识不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得不到充分激活;(4)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协商过程不公开,而且产生的候选人通常只有一个;(5)监督机制不完善。这些争议应该就是未来政改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层民主就是村委会、居委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由民众自行参选并进行直接选举。随着基层民主不断完善,有人期待能突破基层,逐步向上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的乡长和镇长直选,有些被默许,有些则被禁止。事实上这些乡长和镇长直选都是违反宪法的。宪法明确规定乡长、镇长及以上级别的领导人由同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也就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乡长、镇长和县长以权谋私的现象很严重。在未来究竟是修改宪法让这些职位直选还是加强监督则有待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不属于国家民主制度,但是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推动乡、镇和县党委的直选或许意义更大。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即中国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中国共产党执政可以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国家的长远发展和全局发展,充当国家发展的强大后盾。民主党派参政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人民的利益。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2003年人大换届后,民主党派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7人,全国人大常委50人;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41人,省级人大常委462人;市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52人,市级人大常委2084人; 有19人担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领导职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非中共党员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27人;全国397个市(州、盟、区)人民政府中有354人担任副市(州、盟、区)长;有19人担任省级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副检察长,有87人担任地市级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副检察长。有些人总是把中国现在的腐败问题归咎于所谓的“一党专政”。首先,我不知道有哪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允许其他党派如此多地参与政权。其次,解决腐败关键在于监督机制的完善,政党监督只是监督的一部分,因此腐败与政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很明显的两个例子,第一,毛泽东时期民主党几乎停止了活动,仍然能够保持政府的廉洁,第二,在透明国际2005年的廉洁榜上,15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在第78位,高于印度和俄罗斯等很多实行多党竞争制的国家。最后,参政党的监督未必弱于反对党的监督。反对党的监督是一种恶意监督,通过抓执政党的辫子而迫使其下台。而参政党的监督是一种善意监督,是为国为民的监督,同时自己也赢得社会的尊重。宪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禁止成立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的政党或组织是有法可依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制度也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为了实现某些特殊群体的自治。台湾某些人认为“一国两制”会破坏其西方民主制度,其实是庸人自扰或者自欺欺人。实践证明,“一国两制”下,除了尚没有普选,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治都要比台湾好的多。而普选并非香港回归前就有的,没有一届香港总督是香港普选出来的,因此谈不上破坏。何况全国人大目前否决的只是07/08的普选。此外,中央多次明确表示,考虑到台湾的特殊情况情况,给台湾以更高的自治权利。事实上对台湾民主自由破坏最大的正是腐败无能的陈水扁政府。

5.民主的发展
关于民主程度与经济的联系,丛日云在《当代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前提的再思考》有相关研究:向民主的转变(实际上是指民主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应主要发生在中等或中上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穷国,民主化不可能,而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完成。两者间有一个政治“转变带”,在这个特殊发展水平上的国家最容易转向民主……根据亨廷顿的说法,在战前,转变带的中心是300-500美元(1960年币值),到70年代提高到500-1000美元。进入80年代又有所提高。在90年代的今天我们大体上可以说,一个国家的GNP 在1000-3000美元间是开始向民主转变的阈值;当它达到3000-6000美元时,则是完成转变的阈值。这个阈值上下,是其它因素起作用的领域。如在这个水平以下实现了民主或超出这个水平仍未实现民主的情况,应考虑是其它因素超过了经济因素在发挥作用。其他因素则包括政治文化和外部因素等。此外,民主不可能孤立的发展,还必须伴随着自由和法治等的进步。中国台湾省民主制度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就是法治的薄弱。
中国民主的发展就是要不断完善现在的民主制度,而不是推倒了重来。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不仅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发展民主的要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防止从社会主义民主退化为西方民主,甚至是非民主制度。
民主是内生的。民主程度由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生态系统中各种力量相互作用而形成。应该说,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和人民的自治能力是成正比的。因此,发展民主要依靠国内的13亿中国人民,而不是整天叫嚣要外部势力的干涉。不相信13亿中国人民,而是依靠反华势力,充当其走狗,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外主”或者“美主”。要警惕反华势力利用民主控制中国。美国并非宣扬中的“民主卫士”。利益才是一国外交的目标。历史上美国扶持过不少非民主政权,例如中国的蒋介石、韩国的朴正熙、李承晚和全斗焕、越南的吴庭艳、柬埔寨的朗诺、菲律宾的马科斯、西班牙的佛朗哥、印尼的苏哈托、 9.11前的塔利班和海湾战争前的萨达姆等,也颠覆过不少民主政权,例如智利的阿连德政府和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等。现在美国还在扶植埃及和沙特等非民主政权,颠覆海地的民主政府,制裁哈马斯民主政府以迫使其下台。



主要参考资料:

《2004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2005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当代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前提的再思考》